百姓自救需要制度通道

方舟评论
　　
　　□本报评论员　笑蜀
　　
　　每年夏季，江河湖泊都要吞噬很多健儿的生命，其中不乏孩子。每次看到报纸上父母在孩子的遗体前仰天号啕的图片，都不禁鼻酸。但也觉得无奈：能怎么办呢？总不可能拉上铁丝网，把江河湖泊全部封起来吧？
　　幸亏有人想出办法来了。山东寿光市民自发组织的“暑假巡河防学生溺水”活动，就让人眼睛一亮。如果这样的活动能普遍推广，那么无需过多的政府投入，主要依靠民间力量，就可以把溺水事故减至最少，就可以拯救许许多多孩子的生命，挽救许许多多个家庭。如此好事，何乐不为？
　　但是，如此好事竟然也会受阻，“暑假巡河防学生溺水”活动近日被当地民政局叫停，理由据说是该活动“未经批准”。(据本月11日《齐鲁晚报》)
　　这实在令人沮丧。
　　不能不承认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，我们也进入了灾难高发期，而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并没有得到相应发展。对于灾难的预警机制，对于弱者的救助机制，都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。而问题在于，即便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充分发展，也只能满足部分社会需要。计划体制的政府救援，不可能全部应对随机发生的灾害事故和其他人道危机。这就需要充分发育社会自治机制，让普通公民能以最方便的形式，最低的成本，自发地联合起来，共同面对可能的灾难。这就是说，对于灾害事故和其他人道危机的预防，不仅需要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，更需要民间人道救援那只看不见的手。
　　发达国家以及我国港台地区的非营利组织一直非常活跃，而其相当多数，主要职能就是为公众提供人道救援。但凡公众需要人道救助，很快就会自发产生一个相应的民间组织，为之提供个性化服务，这样很容易发现和覆盖政府公共服务的死角。看得见的手不去压住看不见的手，而是跟看不见的手彼此尊重，配合默契，优势互补，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就会最大化，灾难就能最大限度地得到预警和救助，弱者就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关怀和温暖。这样的社会，就是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，一个进入了现代文明的社会。
　　这就是说，民间人道救援的发育程度，实际上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。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情况，确实还不容乐观。看得见的手跟看不见的那只手，不那么协调，不那么默契，使得看不见的那只手不能从容施展，是一个基本的事实，山东寿光事件不过是这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例子。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本来就亟待提升，不该被公共服务遗忘的角落本来就不少，它们亟待民间人道救援去发现和填补。而如果看不见的手被看得见的手压住，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就只能继续被遗忘，理当被制止的人道悲剧，也就无从制止了。
　　“暑假巡河防学生溺水”活动因为没得到批准而被迫中断。但是炎炎夏季不会等到批准才会来临，孩子们也不会等到批准才去下水。水火无情，灾难不等人。对于灾难和其他人道危机的民间人道救援，就理当抱以最大的理解和宽容，给予最大的方便。政府对于民间人道救援，只有服务的义务，只有帮助和指导的义务，而没有任意裁决其生死的权力。
　　能让生命得救，能让人道危机得以消除的民间人道救援竟然不能获准，不能合法，这只能归于政府失职，只能说明我们的人道救援门槛太高，高到不得其门而入的程度。法本乎人情，法制的价值只应服从于生命的价值。如果我们的制度安排跟生命的价值冲突，以致于耽误救人，阻止救人，那么这样的制度安排，显然就到了反思和改革的时候了。总而言之，看得见的手不能压住看不见的手，须知，这里压住的不是别的什么，这里压住的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。